福建平潭岛的海风在二零二六年八月愈发强劲，站在海边向东眺望，若天气晴朗，可以模糊看到台湾本岛，距离不过百余公里。这里的渔民依然如常出海捕鱼，港口边停靠着整齐的渔船，柴油发动机轰鸣作响，空气中混杂着海水的腥味与机油的气息。这个位置离台湾如此之近，以至于手机有时会自动切换到台湾的信号，甚至在两岸渔民在海上相遇时，常常会互相扔烟过来。然而，渔民们却并不知道，在他们的头顶几百公里的高空，有各种卫星在默默地飞翔。这些不是民用航班，而是美国和日本的侦察卫星，以及中国自己的侦察卫星，它们沿着预定轨道不断扫描这片海域，每次经过时都会拍摄高清照片，记录下军舰的位置、雷达天线的朝向以及岸防导弹的部署情况。这些影像数据回传至地球另一端的指挥中心，被放大、对比、标注，最终汇集成厚厚的报告送至决策者的桌上。

从太空俯瞰，近年来台海两岸的军事布局显著变化。福建沿海的机场跑道被延长以支持更大型飞机的起降，军用港口旁新建了多个码头，能同时停靠更多的驱逐舰。山中的导弹发射阵地得到加固，虽然从卫星照片上看只是些无关紧要的方块与线条，但对于情报分析员来说，每一个方块都暗示着特定的能力。

在二零二三年八月的台湾政论节目中，赖岳谦分享了一番预测。他没有激动地指着桌子，只是用平常的语气，将分析结果娓娓道来，指出根据目前局势的发展，美国可能设想的冲突时间点在二零二五年。若局势没有缓和，则可能推迟到二零二七年。一时间，这一言论在网上引发热议，二零二五与二零二七这两个年份成为了热点，反复被解读、传播，甚至有人在日历上圈出，倒数计时，仿佛战争随时会如期而至。

不过，许多人并未注意到，赖岳谦在同段分析中还列出了美国不敢与中国直接开战的四个原因：首先，中国是核强国，其次，中国有强大的工业能力，再者，中国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动员潜力，最后，中国具备自主研发高精尖武器的能力。他的预测与这四个理由相对立，形成了明显的矛盾。如果不敢开战，那这个时间节点的推算又如何得出？

赖岳谦的推理源于一个在国际关系中广为熟知的概念——修昔底德陷阱，这是由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中记录的。他分析了一场发生在两千四百年前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，认为雅典的崛起使得斯巴达感到威胁，由此产生的恐惧和猜忌最终导致战争。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·艾利森将这个逻辑应用到近代国际关系中，发现过去五百年间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案例有十六次，其中十二次最终演变成战争，这一比例相当惊人，达到了百分之七十五。

赖岳谦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中美关系，但他似乎忽视了雅典与斯巴达之间并没有核武器。古希腊的城邦作战，损失的只是士兵与木船，而如今中美之间的核武器数量超过五千个，且双方都具备从陆基、海基、空基发起二次核打击的能力。中国的巨浪系列潜射弹道导弹能在南海水下潜伏达数月，随时准备发射，美国的俄亥俄级核潜艇则携带三叉戟导弹在全球海域游弋。若真爆发冲突，所面临的将不是几名士兵的生命问题，而是双方本土都将遭到核打击的残酷现实。

赖岳谦在节目中承认了核武器的存在，然而未能真正将其影响考虑在内。核威慑与常规军力是截然不同的概念，常规军力所造成的差距可能会使人冲动，而核武器的威胁则会让任何大规模战争的念头经过“是否愿意承受本土毁灭”这一严峻考量，这一考量自一九四五年广岛和长崎事件后始终没有被真正施行。

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变量是经济因素。在修昔底德陷阱中的十六个案例中，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缺乏紧密的贸易联系。而在十九世纪的英国与德国之间，即便在一战前有一定贸易，但与当今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相比，显得十分微薄。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，二零二六年上半年两国的货物贸易总值仍然高达两万亿元人民币，这在当时的外贸总值中占比接近百分之八。实际上，中国的对美出口依存度已经在逐步下降，贸易总额连年位居全球首位，显示出即使与美国的贸易停止，中国经济也能继续运作，工厂运转不息，港口依旧繁忙。